但是，孟子引用《尚书·泰誓》中的话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承认生命的内在价值，就能正确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人是自然界中最贵者，人是万物之灵。

近几年来有一种流行的意见，认为中国哲学的理性观念可以称为‘实用理性，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他的分析，使中国哲学的范畴概念更加清晰明确，更有利于了解其中的深层意蕴。[5]《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1页。这是中国哲学的精髓，更值得继承发扬。[19]《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266页。

前者是能满足人的一定的需要即功用价值，后者是事物本身具有的优异特性即内在价值。[22] 张先生所做的分析，就是为了对中国哲学价值观求得正确的理解，理解的目的不是简单否定，而是在新的条件下更好地吸取和弘扬。但是冯先生没有去台湾。

他的学术历程有几个阶段。这样做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主义。记者：您作为冯先生的学生，在做学问方面，冯先生的精神对您有什么启示呢？ 蒙培元：这个当然。另外，就是我从冯先生那里感受到了大师的风范、哲人的胸怀。

如果他学会了，那么他就可以登上彼岸。王国维本来是中西哲学修养很深、造诣很深的，但是到后来，他遇到了所谓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矛盾，就放弃了哲学研究，走向了对美学等其他领域的研究。

第一个态度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予以反驳，这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出版以后，胡适先生对他有批判。鲁迅评价道，安分守己如冯友兰者，且要被捕，何况其他人了（大意）。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的。在1949年以前，他在自己的著作里已经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很多观点，在关于汉代历史哲学的那篇文章里最为显著。

记者：为什么说《中国哲学史新编》体现了冯先生的历史责任感，这部书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蒙培元：《中国哲学史新编》是冯先生晚年写出来的，其实他这个想法很早就有了。还有一些人，则是靠古人去挣钱发财致富。我们有一些学者，甚至是大学者，对于不同于自己的观点，不能接受，不能容纳。而我们这里现在有一种势力，就是对传统文化持否定的态度，好像传统文化对我们搞现代化是一个很大的阻力。

但要定期到他那里去请教问题，看你在读书中发现了什么问题，你要是连问题都提不出来，你去干什么呀。有一种解释学，是说文本的意义是在解释之中，但你的解释、你的理解不能离开文本吧。

对他来说要从头说起，就是1949年的时候，他为什么选择留在大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派飞机接他去，清华校长梅贻琦亲自给他送机票，胡适及陈寅恪也南下了。这个人听了后就说，这个是比你生孩子难，因为你肚子里有货，我肚子里没货呀。

但是我这个传统是经过了否定之否定的那样一种传统，我这是更高一层的回归传统。这中间有个问题，就是冯先生在改革开放以后思想上有一个变化，有一个反思，那就是说不能再跟着别人走。他为什么选择留在大陆，而没有到台湾去呢？我想从冯先生的经历和思想历程来看这一问题。第三个态度呢，就是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你批评我的观点，只要你说的有理有据，而且是独立思考出来的，能站得住脚，就欢迎你，而且支持你。是说有一个人在家里写文章，坐在那里怎么也写不出来，非常着急，挠腮抓耳。对于过去写的两卷，他感到不满意，但还是作为试稿，收进他的全集了。

我同意蔡先生的这个看法。因为当时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一直是掌握在一些意识形态专家的手里头，掌握在一些领袖人物的手里头【，他怎么解释都叫马克思主义】。

冯先生自己有个讲法，他说一个人不能够离开时代对他的影响。这中间他给我说过，说他晚年要完成一个心愿，就是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新编》，也是了却很早就有的一个心愿。

冯先生讲中国哲学有他自己的观点，而且他的观点确实是从西方哲学吸取过来的。他的妻子看见了，就问他说，你写文章怎么这么难，比我生孩子还难啊。

他认为对这些问题，一个是不好回答，一个是也没必要回答，因为这些完全不是个学术问题。当时学术界有一种现象，就是动辄批判。当然他自己理解到一个什么程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上大学的时候，鲁迅的书读过几遍，当时别的书很少能见到，提倡读鲁迅的书，所以他的书我是读得多点。

这个精神境界，我现在也认为是中国哲学真正的精华，我在著作和文章里也多次这么讲。如果学不会的话，那就可能淹死。

我看了之后，觉得不要说三年时间，就是更长的时间也很难把它们读完。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写的。

他讲课时的语言很通俗、很平淡，但是他话里的含义和意义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让你回味无穷。记者：您怎样评价冯先生这个人？ 蒙培元：冯先生是我国现代最著名的哲学家，他在中西哲学会通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说冯先生《中国哲学史》的写法还是传统的，不是用很新的方法来写的。但是冯先生跟我讲了读书的道理以后，我就打消了写文章的念头。近代以来，在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中间，正式提出境界说的只有两个人，第一个是王国维，第二个是冯友兰。改革开放前，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和写法对研究中国哲学史影响很大，哲学史尽是写些什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所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都是按照这个公式来写的。

但是，他在他那个时代，确实是一面旗帜。冯先生是经常受到批判的，我知道冯先生对待这个批判有三种态度。

另外，就是他对我们民族、我们国家有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他就是以此为动力来研究哲学、研究中国哲学，为我们现代化事业做贡献。所以在开始的那一段时间，我就整天在图书馆里，除了北大图书馆，就是北京图书馆。

我感觉到写一篇论文，首先要掌握研究状况，了解别人的研究成果，看研究达到了什么状况。第一次跟冯先生见面时我说我要做研究，一边学习，一边写文章，发表文章。